Tag Archives: Social Movements

  1. 與暴力騷動對話:論政治暴力與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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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17, 2016 by Nick Or 柯衍健

    雖然早有論者(比如學者方志恒和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預言政治暴力會來臨香江,旺角大年初一的暴力騷動仍然為整個城市帶來震撼。 就應否使用暴力,坊間已有很多意見,但大多是意見陳述,沒有太多論證。社會討論主要分為兩個陣營:一、永遠不容許暴力,這是底線;二、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經失效。 我們都習慣站在自己的位置思考,不理會對方的看法和理據。本文希望在這裡回顧一下學界討論政治暴力的理據,拋磚引玉,激發更多討論。更希望政府可以懸崖勒馬,拋棄近年強硬的政治路線。 為了更有效討論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參考點。暴力可以簡單理解為對他者身體或心靈的損害;而所謂政治暴力,則是透過傷害他人身體或心靈以爭取某種政治訴求。

  2. 網絡制衡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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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20, 2015 by Nick Or 柯衍健

    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事件顯示出來自北京和其香港代理人的政治干預,已經滲入到大學院校管理之中。我與施家潤曾撰文詳述過中央對香港學術界的統戰工程以及公然打壓(詳見《香港革新論》第十二章)。副校長事件讓大眾意會到多名建制人士,甚至是一些與中央有政治聯繫的人早已植入到港大的校務委員之中,以牽強理由否決了陳文敏的任命。 港大事件引起的巨大回響,卻沒有使北京的在港代理人卻步。近日,梁振英這名兼任大學校監對院校事務念念不忘,委任了陳曼琪和何君堯成為新的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顯示了其「疾風知勁草」的特質。這些新植入的代理人未必會在所有院校的事情上處處干預,但他們只需要在關鍵的事情上顯示北京的喜惡,即能引起寒蟬效應,為學者和公眾帶來恐懼,以收其全權管治之效。 北京天朝主義為了鞏固其政權穩定,其在港的政治操控只會有增無減。事實上中央在對港策略上早已築成了全方位的戰線。以牽強的理由干預院校任命是其中一種;以民間組織之名遊行到港大內誤稱校長馬斐森是「澳洲鬼」是另一種;在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中以一屋多戶或老人院中「被登記」等方式來創造「幽靈選民」(Phantom voters)也是其中一種。我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也深入研究了選舉、教育、學術自由、法律和新聞界中正面臨的赤化挑戰。這些全方位的政治操控在反國教運動後卻越趨普遍,數量多而覆蓋廣,而這些行為在公眾眼中也顯得粗疏難看。我們需要問,面對全方位包圍的戰線,香港人可以做甚麼呢?

  3. 中央統戰工程 影響豈止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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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5, 2015 by Nick Or 柯衍健

    由梁智鴻帶領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宣布擱置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一職的任命,稱要等埋首席副校長才決定人事任命。 7月28日,校務委員維持原本決定,引來學生包圍校委會會議室,李國章卻反問:「點解佢哋不滿?佢哋有咩根據不滿?你講俾我聽我係咪犯咗罪?我係咪殺人放火?」 學生着急的 是程序公義 該委員在事件中當然並非犯罪,也非殺人放火。不過「等埋首副」理據極為牽強,該副校長職位招聘早於首席副校長,本身早已設有既定程序和要求,並不是基於首席副校長的要求而來。學生急於維護的,乃是港大的程序公義,以及抗拒權貴對於港大內務和任命的壓力。如果該前中大校長和前教育局局長對學生的不滿產生疑問,顯然是裝作無知。

  4. 如何減低參與式民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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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17, 2014 by Nick Or 柯衍健

    「團結就是力量」乃老生常談,弔詭的是,群眾在雨傘運動中除了有共同口號、村民在生活中互相守望之外,便沒有什麼團結可言。「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就是自己的大會」的想法屢見不鮮。

    當運動群眾討論是否撤離、如何撤離、以什麼方法決定撤離;又或應否升級、以什麼方法升級;又或是大台、糾察等權威應否存在等問題時,往往是意見紛紜,甚至引發紛爭。縱然雨傘運動釋放出巨大能量,但佔領者在很多決策過程中的奇低效率,以致在很多關鍵時間無法有效應對,大有前朝政府議而不決之風。

  5. 民意下滑 「雨傘運動」應遍地開花 非固守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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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17, 2014 by Nick Or 柯衍健

    社運人士的努力當然不容否定,然而,以上美好的圖畫都過份簡化了社運與成功的因果關係。在廿三條立法中,若政府沒有失去田北俊和自由黨的支持,法案會否擱置?反國教佔領縱然獲得社會支持,若不是在立法會選舉前夕,又能否逼使政府撒回學科?說到底,只沉醉於龐大的動員數字、使人稱奇的持續力和對政府運作的影響,而忽略對正式政治過程的重視,根本不足以逼使政府讓步。

  6. 雨傘運動的危機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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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8, 2014 by Nick Or 柯衍健

    以上現象,顯示回歸以來社會運動團體最嚴重的認受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沒有社運團體和領袖可以完全代表投身於同一個運動方向的群眾。以每位示威者個人投入程度而言,「雨傘運動」比以往的本土社運為高,比方說七一就只有遊行、六四就只是集會;「雨傘運動」的示威者於九二八清場發生後,學聯、學民和三子再幫不到他們,那就唯有靠自己,因而強化了每個參與者的主人翁意識(sense of ownership),社運團體的角色大為褪色。

  7. 人大強勢「落閘」 預示後政改建制全方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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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4, 2014 by Nick Or 柯衍健

    中央在今次的決議中,要確保在新的政治遊戲安排上沒有風險,理由顯而易見——在一個權威政體的國度,權力高度集中,人作為政治動物,自然會想盡辦法奪權和分權,中央因而每天均要面對不同地方勢力的挑戰和權力爭鬥;中央近期多次表明,以國家安全先於香港政治改革,就是害怕香港的民主創舉,過快在內地輻射至全國,因而引發更多來自官方或民間的分權訴求。

    以上的政治權力計算,不難掌握。這次人大常委會「落閘」的決定,政治現實形勢的評估當然是他們思考的主軸。在此前設下,要求權威政體放棄一點安全感來「鬆章」,似乎是一種非分之想。